基于部分武汉企业的访谈
汪海粟教授
为准备武汉市中小企业协会在元月14日举办的年度会议专题演讲，因不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出现人传人的既定事实，在该协会领导的组织下，我和数位在读研究生在元月7日至13日先后走访了13家武汉中小企业，并在总结归纳之后形成了专题演讲的讲稿。考虑到当时可获取的有限信息，已要求参加调研的所有女生在元月10日离汉，所有男生在元月14日之前离汉，目前这些学生身体状况良好，他们经常关心身在疫区的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武汉伤害的时间长度还不得而知，但其规模、范围和强度因身在其中，感触太深。其间，我去过西桥社区、长江日报路特5号发热门诊和中百石牌岭超市，也曾驾车通过空无一车的长江一桥。那些在特殊时刻坚守岗位的社区年轻工作人员、身穿破损防护服耐心应对病患的医护人员，以及坚强镇定的超市营业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让我感到伟大的城市是因为有愿与其共存亡的市民。这次疫情将再次证明武汉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所以在大家讨论后疫情时期的中小企业脱困方案时，作为生在武汉，长在武汉的学者，有必要将和学生共同调研的实际情况和可能的建议写出来，供有关部门和专家参考，并以此纪念刚刚去世的李文亮医生。
此次调查的企业涉及五个产业：一是机械制造，包括武桥重工、锦瑞技术、合众电气、武邦电子和安杨激光；二是食品加工，包括大汉口食品、扬子江食品和慧康利兹食品（英纽林生物）；三是健康医疗，包括兰丁科技和上品一家；四是文化产业，包括金港彩印和云羽钢琴；五是咨询行业，以湖北永信行资产评估公司为代表的部分中小资产评估机构。这些企业在武汉封城之前的主要问题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市场需求有连续下滑的态势。一些生产汽车和家电零部件的企业因主机市场需求不振的影响已经难以为继，我们已看到特定企业巨额投资形成的产能出现闲置；方便面食和传统印刷因人们消费习惯量变到质变，销售收入出现了大比例的下降；中美贸易战使专门针对美国市场的小型企业面对订单大幅缩水同时，也遭遇收账壁垒。
2.部分重要生产要素价格上涨。首先是劳动力综合使用成本明显上升，这是工资调升和社保规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是部分行业的基本原材料价格暴涨，例如肉价对食品加工业的影响；再次是脱离实际的规制成本导致企业亏困，部分企业反映在城区拆迁和异地重建的过程中，现有的税收机制已形成重建障碍。
3.市场秩序尚未得以实质优化。强势企业多途径高强度向相关中小企业抽血，通过赢者通吃和资金挤占致使部分配套企业资源枯竭；在中小企业密集的行业，如专业服务业，同行间自杀式和无底线的价格战，在冲击行业信誉的同时，也使许多企业陷入收不抵支的困境；现有招投标体制形式重于实质的弊端已经凸显，部分中小企业难以承受反复且无结果投标产生的沉没成本；企业间的所有制和规模歧视仍然存在，民营中小企业在资金取得、市场进入和历史遗留问题解决方面的遭遇并未实质改观。
4.政策上层设计脱离底层逻辑。一是社保全员足额上缴政策脱离用工供需演进逻辑，目前的劳动人事制度既未反映灵活就业的大趋势，又未与农民工未必接受市民化的选择与时俱进，更未应对部分行业周期性和季节性用工的规律；二是中小企业优惠政策并未反映该类企业包括提供消费者剩余和大量培训熟练专业员工等隐形社会贡献，进而由该类企业投入形成的发展红利未得到科学评价和合理补偿；三是银行中小企业信贷优惠政策脱离商业银行避险的既有偏好。银行往往是通过低风险负债匹配可承受风险贷款实现可持续经营。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使已经出台的有关优惠贷款的政策同时存在两种可能，或难以落地，或形成坏账风险。
5.中小企业业主预期并不乐观。具体表现为部分企业负责人对2018年以来汽车制造业何时复苏不乐观；对企业被迫进行的产业和业务调整不乐观；对招商引资政策的全面有效落实不乐观；对银行优惠政策的落地实施不乐观。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企业，尤其是部分在东湖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2019年不仅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利润的同比增长，而且还成为全国细分领域的优秀企业，其发展未来可期，并有扩大规模和增加投资的决定，但也必须以市场成熟和政府有效为前提。
这是在武汉封城一周前的小样本调研，以与企业负责人访谈为依据，不是所有企业都存在上述所有问题，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业主面临的问题显然不同。所以上述问题未必能够代表武汉中小企业的一般情况，尤其是未涉及疫情影响最为深重的餐饮酒店行业。但毕竟是现场调查的归纳，具有关注的价值。这些企业几乎全部是民营中小企业，即使遭遇疫情，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通过有限信息渠道，仍然可以看到这些企业家还在尽其所能，履行社会责任。由于疫情的演变尚无定数，但上述企业由此陷入更严重的困境则是定数。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出台一些以减税、减费和减息为主要内容促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我认为，国家需要考虑疫情控制的实际情况，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尽快形成以下政策或政策预期：
第一，各级政府严格实行财政紧支出政策。减少中小企业负担的前提是有效使用财政收入，各级政府应规定在特殊时期节制财政支出，并相应减轻中小企业负担的具体政策。尽管政府这些年来强调对中小企业的减税让利，但在现实中企业感受不深。除了金税工程严征管导致的实际税负增加，增值税对特别行业产生的增税效应，以及社保制度难以承受之外，某些地方政府大规模、无节制、低效率的财政支出导致了对中小企业税费的强依赖。只有紧支出才能真正缓解对中小企业税费的强依赖。
第二，兑现中小企业隐形社会责任的政策。疫情期间和后疫情的一段时期内，在疫区和其他受冲击严重的行业和地区，通过核算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创造的消费者剩余和培训员工支出，抵扣其税费支出。同时明确国家有关职工培训的财政支出在特殊时期直接按一定比例分期拨付给曾经培养过大量熟练员工并且依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以协助其维持有效生存。中国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仰赖该类企业提供的低价产品和服务，这种消费者剩余除了基于市场分层约束之外，也是对既往税费制度的预期。目前有关中小企业的税费制度正在与其他企业趋同，而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则很难趋同，同时该类企业培训的熟练工人也往往因自由流动成为企业对社会的贡献。鉴于以上事实，该政策至少是合理和合逻辑的。我曾经做出简单的推理，中国个体户一年的销售收入假设1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低于社会平均价格10%，其为中低收入群体创造的消费者剩余则可粗略估计为1万亿元人民币。
第三，清收或债转股强势单位应付款的政策。应明确紧急状态下强势企业与弱势关联企业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鼓励有条件的前者向后者结清应付款，如果有困难，可以考虑将该应付款做债转股的变通。这一政策的前提是疫情使许多中小企业遭遇支付危机，而这些应收款具有可收回和有价值的双重属性。收回则可增加其支付能力，转股则可增加其借款能力。过去强势单位在信用过剩的情况下挤占中小企业过紧的信用需要通过这个政策予以纠正。协作企业的长治久安也是主机企业基业长青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政策对生活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中小企业的尤为重要，这些企业通常是轻资产公司，而且应收款占比较高，如果资金链断裂，其延续生存的条件极其有限。
第四，灵活就业人员灵活社保的政策。在疫区立即实施中小企业与灵活就业人员谈判决定参保模式的政策，并以谈判合同作为企业承担社保责任的合法依据。随着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以及就业观念和情境的代际变化，灵活就业已成为国际潮流，现行的社保制度同时遭遇中小企业业主和相当部分员工的质疑。现实中这种合同普遍存在，理由不必赘述。现有规则不与时俱进，其结果是中小企业的创造就业的功能将因此淡化，所以有必要重新认识这类合同的合理性。
以上访谈归纳和相关建议仅供有关部门和专家参考。感谢所有接受访谈的企业家朋友，感谢组织此次访谈的武汉中小企业协会的领导，感谢所有参与此项活动，并承担访谈记录的研究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MBA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企业价值研究中心主任 汪海粟教授
2020-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