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资产尽职调查和价值分析成为科技企业价值评估的焦点和重点，既是企业的再生产过程中产出资产化、费用投资化和结构轻型化作用的结果，也是包括企业改制、公司并购、绩效评价和破产清算等系列资产业务迅速增长的要求，还是克服会计信息系统在反映和计量无形资产价值方面既有制度缺陷的现实需求。
工业革命催生的现代会计制度强调机器和机器体系等有形资产对生产经营活动的贡献，并在历史成本原则下强调了相关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反映和评价企业经营活动的主要信息系统。但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数字经济快速转化的背景下，科技企业决策信息系统的既有规则需要适应资产演化规律的新要求。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将这类规律归纳为以下三点：
现代企业在生产产品的同时形成具有价值但未必即期销售的资产，呈现出产品与资产边界模糊且相互依赖的现象。对于某些企业而言，资产甚至成为一定阶段的主要产出，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企业产出资产化。按照现有的会计制度，年度报告一般并不核算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各种原因或事件沉淀的包括结构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内的无形资产。这对那些在创业和转轨阶段的科技企业尤为不利，因为处在这些特定阶段的科技企业只有通过结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优化，才有可能实现技术和产品的优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企业价值研究中心的《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年度研究报告》1的有关数据显示，创业板上市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占总资产的比例较低，且土地使用权又成为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主要部分；以2024年为例，1362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占总资产的比例均值仅为4.84%，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占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比例均值达到了65.73%。由此可见，会计报表重点反映与销售收入和利润相关的信息，但对包括管理团队、客户关系、治理结构、技术水平等在内的影响企业重大决策的关键信息处于难以反映和计量的状态。
对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企业的技术类无形资产与研发费用高度相关，市场类无形资产与营销费用高度相关，人力资本类无形资产与管理费用高度相关。同时这些费用与特定无形资产之间的关系还存在行业和阶段特征，例如部分医药板块的上市公司就出现了上市前通过研发高投入形成技术优势，上市后通过营销高投入形成市场优势的演进规律。通过对美国相关公司的研究，我们也发现不仅研发费用有资本化的现实需要，销售费用也同样有资本化的现实需要。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均在企业无形资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销售费用有助于形成品牌、客户关系等市场类和关系类无形资产，研发费用有助于形成专利和软件著作权等技术类无形资产。这些现象表明相关费用已形成了能锁定未来现金流的合同权利或非合同权利。但是现行会计制度除了对部分开发费用在规定条件下予以资本化外，对包括专精特新企业在内的科技企业历年高额研发费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支出形成的诸多重要无形资产既不界定，又不评价，导致了这类企业资产信息的严重缺失。
相对传统制造企业而言，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企业出现了制造与服务交织、技术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交织的特征，诞生了以轻资产和软资产为核心资产的巨无霸企业，例如美国的微软和谷歌，中国的腾讯和阿里。尽管这些企业也有一些以不动产和服务器为代表的重资产，但支撑其巨额和稳定超额收益的则主要是以数据、客户、专利、软件著作权等为代表的无形资产。会计信息受可比性和谨慎性原则支配，通常认为无形资产具有成本弱对应性和未来不确定的特征，难以界定和计量。所以，会计信息既不在会计科目中与时俱进的拓展可确指无形资产的范围，又不积极推进自创商誉的模拟揭示，致使轻资产公司面对资产结构和质量甄别的难言之痛。
上述分析表明，因相关费用高强度和大规模投入，无形资产已成为当代科技企业的核心资产，释放无形资产的既有价值需要界定和评价无形资产的专业咨询服务。总结已经发生的企业无形资产释放的现实需求，以下四类场景需要特别关注。
公司制几乎是所有现代企业产权组织形式的首选，在该类组织演化的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转轨期分别因投资协议、对赌协议、招股协议和期权激励协议涉及到股权定价的要求。由于科技企业具有消耗有形资产，借以形成无形资产的基本特征，股权定价的核心是界定和评估该类资产的价值。目前这种专业服务在需求和供给两端都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需求端，一是国有企事业改制中内部人控制诱导了无形资产的虚无化；二是公司上市过程中相关认知障碍抑制了无形资产的显性化；三是现行会计制度限制了非常规无形资产的科目化。在供给端，一是公司上市重组的专业服务通常回避无形资产的界定和评估，不能提供资本市场最为重视的信息；二是专业机构将无形资产的定价交给由市盈率决定的股票定价机制，资本市场的投机活动决定的股票溢价很难真实反映主要受制于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无形资产价值；三是现有法律、会计和评估专业服务有关无形资产定义、范围和处理方式存在明显的学科壁垒或隔阂。正因为如此，在无形资产信息失真和扭曲的状态下的股权定价和交易，往往不利于科技公司的健康发展。所以，为股权定价的无形资产尽职调查和价值分析的服务呼之欲出。
企业的绩效评价尽管已开始普遍应用包括平衡计分卡在内的综合考虑非财务指标和财务指标的评价模式，但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该类模式仍然面临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是企业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在创造能够产生未来收益的资产，有关绩效评价制度即使能够界定这些资产的类型，但未必能够评估这些资产的价值；二是会计通常认为投资形成资产，并通过折旧形成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机制；尽管费用累积无形资产已成为共识，但在现实的绩效评价中，企业在不发生以并购为典型模式的资产重组的前提下，该类资产的价值难以通过有效途径界定和释放；三是如果认为企业价值就是企业未来获利能力的折现，那么这个能力的形成就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该能力既与过去的沉淀有关，又与现在的行为有关，还与未来的态势有关，但现有绩效评价模式并未理顺这三种关系；四是企业绩效也是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内生因素的影响，又有外生因素的影响，而且各种因素影响绩效的路径、强度和惯性也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不能科学界定和评价与绩效对应的要素及其贡献，就难以实行公平有效的治理。而无形资产尽职调查和价值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合逻辑的解决方案。
目前银行和保险机构在为科技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时已经较为广泛地使用了包括工商、税务、海关和法院信息在内的数据，并开发了与税收记录等高度相关的信贷新产品。但该类数据不足以反映科技企业的真实信用，加之相关企业自身也未构建起规范的无形资产信息管理系统，致使无形资产内部不清和外部不明的问题同时存在。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在发现和释放中小企业无形资产支持的信用能力方面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现有银行信用甄别仍然较多依赖与销售收入、利润和税收相关的财务指标，对包括技术类、市场类、资质类和人力资本类等无形资产处于难以甄别和评价的状态；二是认为无形资产具有成本弱对应性和未来不确定的特征，致使轻资产公司在融资中因缺少重资产，遭遇第一还款来源的质疑；银行在应对该类问题的选择之一，就是捆绑创业股东个人财产实施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将股份公司的有限责任转化为股东个人的无限责任，进而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基本原则相悖；三是部分金融机构对无形资产维系和提升科技企业信用水平的功能缺乏足够的认知，而以特别资质、稳定客户、特许专利和优秀团队为代表的无形资产事实上已成为该类企业可持续盈利的关键资产，部分无形资产还因特许经营产生的未来现金流具备了证券化的条件。由此可见，科技金融有赖观念更新。
企业由于经营环境和决策失误等多种原因会面对破产重整的局面，或许科技类企业破产重整的比例会高于非科技企业，这既可能是该类企业构成要素特殊性所致，也可能是该类企业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所致。面对越来越多该类企业的破产重整，债权人不得不关注其无形资产的权利属性和价值状况。在现实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吉利收购处于财务困境中的沃尔沃，为数千项专利付费的案例2，也可以看到谭鱼头破产商标100万元起拍的案例3。所以在破产重整中对相关企业无形资产进行专项尽职调查，不仅必要，而且可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破产清算对无形资产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由于无形资产大多依附于既有企业，破产清算假设和破产重整假设下的无形资产存续情境分析显然不能满足相关决策的需要；二是企业破产中相关契约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对无形资产价值存续的特殊影响缺乏专业服务的响应，比如破产企业签订的有关设备长期维修合约的存续安排和价值实现；三是破产过程中的无形资产评估价值类型的选择到底是市场价值，还是清算价值，抑或其他价值，也需要得到相关方面的认可。
“沃尔沃汽车2008年亏损14.6亿美元，2009年亏损6.5亿美元。沃尔沃汽车在2010年全年汽车销量仅为33.5万辆，营收957亿瑞典克朗，年亏损达到51.9亿瑞典克朗。”.
撰稿：汪海粟
审校：文 豪，陈 昊
编辑：刘兆凯，陈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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