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那年，按老爸的设计（学校选择、专业选择），根据国家政策，毫无悬念地回老家做了公务员。
我家在农村，是连三十线城市也数不上的一个村。我家历史上最大的官，就是我爸——他曾做过我们村的支部书记，那是一村之首。除此外，多才多艺的他还做过司机（开过大巴车、拖拉机、小手扶）、电工（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也从事了与电相关的事业，也算是家族传承了）。
我爸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能有个当官的。升斗小民的愿望，就是那么朴素和直接。因为学习成绩好，显然我是他最寄予厚望的。升学报志愿时，我爸给我选了一个“农业干部学校”，目标很明确，就是当干部。
我也没有辜负我爸的期望，一路按他的安排，完成学业，进入体制，成了吃皇粮的人。
我入职于乡政府党政办，主要工作是在党委秘书和政府秘书的领导和指挥下，做些服务于党委、政府的日常事务性工作，比如会务准备、日常接待筹备、文件撰写等等，除此外，每年还参与两次乡政府组织的计划生育工作——春、秋两季计划生育高潮活动——想想现在的鼓励生育政策，那真是很久远的事了。
后来，随着进一步成长，我被安排去妇联工作。
于是，便经常会有机会去县妇联开会。当时，我们的县长是个女的（后来做了县委书记），虽不太可能轻易见到县长，但我常在电视上看到她讲话，在我的心目中，女县长是神一样的存在。
我常以女县长为标杆去展望自己的未来，并多次推演：我这一生努力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像县长这样吧？
当然，大概率我是连女县长也当不上的，我知道，这太难了。
我一眼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开始思忖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思考得久了，就萌生了离开体制去外面看看的想法。而且，这个念头一天比一天更强烈。
我刚到乡政府上班那会儿，是我爸最开心和扬眉吐气的，家里终于有一个比村支书级别高的人了，也算是家族事业蒸蒸日上的气象。在我们村，我爸是个体面人，但走出这个村，他就是最普通的农民，他非常自豪于自己的女儿能在政府部门上班，这很让他长脸。
当我尝试着提出要“停薪留职、出去闯闯”的想法时，我爸顿时就翻脸了：这怎么行？
我试着说服他，我想去深圳看看。从小到大，我都觉得自己一定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尤其是初中以后，看了很多书，眼界开阔起来，莫名就觉得自己能干点大事。我觉得深圳可能是我的战场。
（其实我内心是自卑的，也不知道“自视甚高”的自信从哪里来？直到很多年之后，我看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我才知道，自卑对每个人来说，几乎是与生俱来、如影随形的，它也是实现自我超越的动力所在。后来才略有释然，接受了积极、努力、向上的自己和自卑同在的事实。）
但我爸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他一介农民，辛苦数年供我读书，十年寒窗，好不容易跳出农门，怎么能接受我不要这份令人艳羡的工作而去深圳打工？
拉锯了很久，我爸始终也没有同意。
只能先斩后奏了。我决定追随我心，放下铁饭碗，到大城市去看看。
好在，当时我们的乡党委书记是支持我的，他说：秀美，你出去闯闯看，如果成了，你可以不回来；如果不成，你随时回来，位置还在。
（当然，后来我再也没有回去上班。但我永远记得并感激书记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就这样，我办了停薪留职手续，离开家乡，出离公务员队伍，来到深圳。
出发时我还是哭了，前路茫茫，其实我也是忐忑的。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离开体制我能不能有饭吃？但我知道，如果我不出去看看，这一生，我一定会后悔的。我抹着眼泪但也很决绝地离开了县城，坐汽车转火车，来到了深圳。
二十多年前的绿皮火车是很慢的，第二天到达深圳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高楼林立，万家灯火，坐在公交车上看到那一扇扇亮着灯光的窗户，我心想：未来我在深圳会有一扇自己的窗吗？
第二天恰逢深圳高交会开幕，那是我第一次走进高交会馆，看到了我在县城看不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科技产品，琳琅满目，大开眼界。在深感自己浅薄无知的同时，我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在这个城市呆下来。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爱上了深圳。
光阴荏苒，一晃我来深圳二十二年了。
这二十二年，我经历了刚来深圳时的茫然无措到稳稳扎根于这个城市的淡定从容；经历了创业的成功与失败，和一次次重新开始；经历了从对未来的恐惧到对前途的笃定。
这二十二年，儿子从无到有，如今已是一
优秀的大学生并成为妈妈的知心朋友；伴随着孩子的到来，父母也移居深圳二十年；兄弟姐妹十几人，相亲相爱团聚在深圳，安居乐业，守望相助。
这，是我当初没想到的。
当然，我也实现了在深圳“有一扇自己窗户”的梦想。这就是深圳，她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在这里努力奋斗、奔跑逐梦的人。
每年高交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刚到深圳时的惶恐与青涩，和离开体制时的胆怯与决绝，总会感慨一番。今天，又恰逢深圳高交会开幕，我鼓起勇气写下了自己的心程历程，算是对过去的纪念与回顾。
感谢深圳，我爱深圳。
也感谢当年那个勇敢的自己，从公务员辞职来深圳创业，是我事业发展过程中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没有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