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以表彰其“发现了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背后的关键因素”。克劳迪娅·戈尔丁是第一个提供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的人。她的研究揭示了这些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并指出了性别差异持续至今的主要原因。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要满足三个标准：
第一，这项工作必须具有突出的科学性。
获奖者的研究成果一定是一次开创性的研究，会产生大量的后续工作。
第三，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对学术界以外的世界一定非常重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说：了解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对社会很重要，由于克劳迪娅·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对未来可能需要消除的潜在因素和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
截至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共颁发过55次，共有93人获奖，而克劳迪娅·戈尔丁是唯三的女性经济学家，也是在女性经济学领域唯一的获奖者。
克劳迪娅·戈尔丁2023年7月出版了一本书——《事业还是家庭？》，副标题是“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这本书传达的主题思想，既适用于美国女性，也适用于中国女性。女性经常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权衡取舍——这种情况，中美皆然。
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内容。
这不是一本很理论化、抽象化的书。读这本书，更像是在看一部跨越百年的纪录片，在真实故事中看到一张张具象而生动的面孔，在图表的线条和波浪中看到女性群像的变化。镜头由远及近，由近拉远，不同年代的女性闪动着裙摆从面前走过，诉说她们的人生和抉择、突破与挣扎。
在这本书里，作者戈尔丁重点探究了这么两个问题。
第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美国知识女性是怎么样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她们做出了哪些努力、哪些选择。
戈尔丁收集了大量的数据，把出生于1878年—1978年，并且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划分为5个群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这些人生大事上，有什么样的理想抱负，遇到了哪些现实障碍，最终又做出了什么样的抉择。
这5个群组的时间跨度，都是在20年左右。让人惊讶的是，每一组之间，女性们的人生历程是如此不同，而在每一组的内部，她们的选择却又呈现出了高度的一致。
第一组知识女性大多出生于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1878—1897年），1900—1920年从大学毕业。这第一组女性的结婚率和生育率，是5组里面最低的。其中，一半人从没有过孩子，还有近1/3的人终身未婚；而剩下那些结了婚的女性，很多人结婚时间也很晚。
那个时候能考上大学的人太少了，只有大约3%。而当一个女性决定走高等教育这条路的那一刻，她往往就已经决定要放弃家庭生活，选择事业了。家庭事业双赢这种事，是她们不敢想的。
第二组女性的状况可以看作是从第一组女性到第三组女性的过渡。
第三组女性出生于1924—1943年，她们都是在二战后大学毕业的。她们呈现出的情况，跟第一组非常不一样。她们中90%以上都结了婚，而且大多数结得很早，结婚年龄中位数是23岁；而且几乎所有结婚的人都有孩子。
产生这样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外部环境变了。
首先，当时美国走出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也送走了战争，处于难得的相对平和的时期。另外，二战之后，社会上对于教学和办公室工作的婚姻限制减少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各州法院基本废除了婚姻限制。再有，冰箱、吸尘器、洗衣机这些现代家电也普及了，帮女性节省了不少家务时间。
这些因素的变化，让这些知识女性感觉到，自己是有可能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她们的典型经历是这样的：在大学里谈恋爱，毕了业就结婚，同时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开始上班。很快，她有了孩子，就退出了全职工作，开始主要照顾家里。等到孩子大了，上学了，再重返工作岗位。
第四组女性出生于1944—1957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大学毕业。她们中的很多人，目睹了自己的妈妈长时间待在家里，工作技能生疏了，或者，即使重返工作岗位也只是为了补贴家用，做着一些自己不那么喜欢的“低风险工作”。她们不甘心像自己的妈妈这样度过一生，觉得自己应该去选择想做的事情，完成自我实现。
所以，第四组大学毕业女性的身上，开始出现了一种之前没有过的趋势——她们想进入法律、医学、金融、管理这些在当时报酬最高、最有威望的职业。她们想在工作领域达到尽可能高的段位。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满足于本科学历，开始攻读硕士、博士。
跟第四组女性的强事业心伴随而来的，是更晚的结婚年龄。她们的结婚年龄的中位数上升到了25岁，比第三组高两岁。因为她们中的很多人想先谈事业后谈家庭。她们之所以能有、能实现这种想法，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避孕药的普及。
第五组女性是1958—1978年出生，1980—2000年大学毕业的女性，她们吸取了上一辈人的教训，提醒自己别因为拼事业忘了生孩子，生殖技术的进步和产假等保护职场女性生育权益制度的完善，让第五组的女性，比她们所有的前辈，都更有能力实现事业与家庭共赢。
在过去百年中，知识女性经历了从立业成家二选一，到先成家再立业，再到先立业后成家，又到事业与家庭兼顾的波折历程，她们的境况是一点点逐步改善的，我们也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
第二，当今美国的性别收入差距是怎么形成的，又怎么改善。
作者研究显示，尽管在过去的120年里，知识女性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能力越来越强，但她们的收入水平仍然明显落后于男性。平均来看，第四组和第五组女性大学毕业生，比与她们同龄的男大学毕业生，工资要低27%。
当然，收入差距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字。对于同一组男女来说，他们的收入差距，是随着年龄增长逐渐拉大的。在很多领域，你过去积累的工作时间越多，你未来的每一个小时就会更值钱；反过来，你过去工作的时间越少，你未来的每一个小时就会更不值钱。戈尔丁把这些时间投入高、需要随时待命的工作，称为“贪婪的工作”。这类工作在收入上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工作时间越长，单位时间的回报就越高。而女性在有了孩子之后，就会在这些工作上处于劣势。所以，“贪婪的工作”，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随着年龄拉大的主要“元凶”。
所以，改善性别收入差距，降低工作的“贪性”成为必要。一家公司里，团队成员之间的替代性增强，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就能更灵活，工作“贪婪度”就会下降。
其它可行路径还包括：增加高质量托儿服务的供给，减少年轻父母照顾孩子的成本，进一步发展那些让远程办公、弹性工作更有效率的技术和组织方式，这样才能让男性、女性的时间都变得更加灵活。
从家庭整体利益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家庭中，一个人从事“贪婪的工作”，另一人从事“灵活的工作”，往往是能让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路径。一对年轻的夫妻当然可以选择都灵活，或者都贪婪，但是这样的话，家里要么可能钱不够用，要么可能会鸡飞狗跳。所以，一人灵活，一人贪婪；一人在工作中随时待命，一人在家庭中随时待命，是很多家庭理性权衡后的选择。只不过，由于传统上社会对于女性要“主内”的期待，所以选择灵活工作的那个人，往往就是女性。
时间是公平的，谁都不会比别人多上一分一秒。人们必须选择要怎么取舍，怎么更好地利用时间。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知识女性，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她们每一代人都在观察上一代人的生活，吸取她们的经验和教训；每一代人都在当时的社会和技术约束下，努力去做自己认为最理性的决策。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她们冲破障碍，缩小差距，并把经验教训代代相传。
回溯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历程，时代一直在进步。对于这样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问题，人类显然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发现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正是解决问题的起点。这本书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让我们能够从详实的数据分析中探索问题的答案。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成员，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约翰.哈斯勒说：作为评奖委员会成员，我希望诺贝尔经济学奖能激励世界各地更多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一个对女性更加友好的社会，对男性来说，也势必是更加美好的。
